“闯关东”移民潮简析

论文类别: 文化论文 > 社会论文
论文作者: 张利民
上传时间:2006/4/21 1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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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出现在清代,20世纪后形成了移民高潮,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被当时人们认为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注:《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闯关东的由来及其规模


  清代以前,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蒙古东部的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未开、崇山未辟的状态。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关外的满族人大多随军入关,据估计明末清初满族人口约100万,迁入关内的达90万之多,编入汉军旗的汉人和大批奴婢也随之入关。(注:叁见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第2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即便在原来人口较多的辽东此时也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为此,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要求各地官署劝农开垦,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招徕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无主荒田永准为业。(注:《清会典事例》,卷166。)顺治八年(1651)清廷谕令,民人愿出关垦地者,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注:《清朝文献通考》,卷1,第4858页。)十年(1653)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例》,鼓励关内民众到东北,垦荒种地。对于招民的头目,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者也授予相应官职;对招徕的移民月给口粮、籽种和牲畜。(注:《盛京通志》,卷23,第23页。)与此同时,设置了管理民人的地方政治机构。于是,迅速形成颇具规模的移民潮。如在海城,顺治年间招民开垦,直鲁豫晋之人,来日日众。(注:《海城县志》,卷7。)但事隔不久,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废止了招垦令,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尽管禁令日见严厉,却不能完全禁阻关内民众进入东北。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直隶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荣城县志》载,地瘠民贫,百倍勤苦,所获不及下农,拙于营生,岁歉则轻去其乡,奔走京师辽东塞北。(注:《荣城县志》,道光年,卷3。)仅康熙末年,山东到关外垦地者已多至十数万人;据统计,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约有180万关内移民(包括后裔)来到辽河及吉林、黑龙江一带谋生。(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第45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故称之为闯关东,以后一直被世人所沿用。
  近代以后,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向东北移民的规模愈来愈大。不断扩张的沙俄轻易地攫取了东北大片领土,促使清廷改封禁为驰禁,移民实边放垦。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首先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翌年又开成了吉林西北平原。最初政府开放的禁地范围有限,但是禁令一开,放垦一事如脱缰之马,关内成千上万的农民蜂拥而至,不论是开禁之地,还是封禁之区都涌入大批的移民,规模愈来愈大。20世纪初,清政府决定开放蒙地,还设立押荒局、垦务总局,督导开垦事务;各地也先后设立了垦务局、办务局和垦务公司等招徕华北农民。光绪三十四年(1908),黑龙江巡抚奏准《沿边招垦章程》后,分别在汉口、上海、天津、烟台、长春等地设立边垦招待处,对应招者减免车船费,不增押租。对招垦有力人员进行奖励,即能够招徕十人以上者,到达开垦地后为百户长,能招徕百人的为屯长,能招徕三百人的以土地四方照半价卖给。其它各省也纷纷效尤,为移民推波助澜。宣统二年(1910),政府正式废除了乾隆以来汉人出关垦植的禁令,第二年又制定了东三省移民实边章程,并相应地在招民垦荒的地区设置了一些新的府县,使移民逐年增加。山东半岛每年乘船到东北者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注:《盛京时报》,宣统二年三月初五日。)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华北等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灾民、难民不得不到东北去逃荒、避难。据统计,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注:陈翰生:《难民的东北流亡》,附统计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册。)另据南开大学在东三省调查千余户农业移民表明,有10%是清末前来的,民国时期的20年间来的占90%,其中19251930年间来东北的占其50%以上。(注:《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以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93期,19349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期,第880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可见,这时是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最高峰。
  到东北的移民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
  在早期,山东的移民大都泛海在辽东的营口等地登陆,然后再向周围地区发展;直隶的移民则大都闯关从陆路到辽西。到了20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发展,便利了渤海沿岸之间的运输,烟台和龙口等沿海港口几乎成为山东移民的输送地,每年有大量的移民出入。光绪初年,华北大旱,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37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马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1928年和1929年烟台、青岛、龙口三港对东北地区的客运量分别为61万人次和64万人次。(注:丁抒明:《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第128页,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近代铁路为华北农民赴东北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通工具,移民的规模逐年扩大。民国《胶澳志》记载,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戴,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注:袁荣叟等:《胱澳志》,第3卷,第130页。)据胶济铁路调查,二三十年代每日乘胶济车由青岛转赴东三省求生者,达三千余人。(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8页。)在京奉线,天津铁路局出售可移民一家的移民票,1922年仅售出8340张,到1928年增至13224张,1930年达98201张。据海关统计,2030年代初由天津经铁路去东北的总计在40万人以上。有的专家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50万人,最多的年份超过百万,其中循京汉、津浦、京奉等铁路前往的约占1/3。(注: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到东北的移民大约分两种,其特点从季节性迁移逐渐变为永久性移民。季节性移民如同候鸟,初春从家乡出发,深冬即回乡过年或探亲,第二年过了正月十五再去。经过单身或乡亲结伙数次候鸟式往复后,有的在东北境遇改善了,有的在家乡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即携妻带子,到东北安家落户,变为长居的永久性移民。早期以季节性移民为多,到了2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自然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华北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华北农民定居东北。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等地,因数年以政令之烦,军匪之扰,移出之数倍于往昔,且多货其田庐,携其带子,为久居不归之计。(注:袁荣叟等:《胶澳志》,第3卷,第130页。)根据19211930年历年移民东三省的统计,10年内共移入618万余人,移出326万余人,留居者为291万余人,(注:转引自赵中孚《一九二○——一九三年代的东三省移民》,(台)《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留成者近50%,且多全家定居东北。
  向东北移民的规模举世闻名。有的学者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后裔)的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注:参见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下册,第3263423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孔经纬:《东北经济史》,第1352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中国人口》各省分册。)有的估定,1920年后的十年中,每年至少有32万人留居东北。(注:《钱业月报》,第132号,19332月。)另外,从东北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反映移民的规模。据统计,19世纪初东三省总人口不足200万人,1840年增至304.8万人,到50年后的1911年增加了1500万人,为1811.7万人;又过了20年的1930年,人口增长近一倍,达到3008.7万人。(注:《东方杂志》,第3219号,第71页;193 年 月 日。)其中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长,绝大多数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大批的移民所致。
  30年代初,日本侵入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日本制定了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大陆殖民主义政策,公布了针对华北移民的《取缔外国劳动者规则》,并严加限制移民入关;民众们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致使大批的移民回乡。如山东自前年九一八事迹发生后,因受日阀之蹂躏摧残,多裹足不敢前往。即原在东省之商民,亦因不得宁处,相率扶老携幼转回故乡,是以日来由东北过青回籍之农民,异常众多。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注: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92页。)从此,闯关东的移民潮停滞。1937年七·七事迹后,出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殖民当局从山东等地诱骗和捕捉当地农民到东北的矿山等充当劳工,到1940年达到130余万人;1942年至1944年每年也有百万以上的华北劳工到东北。据统计,从1930年至1942年进入东北共有504万余人,离开的327万余人,留在东北的176万余人。但是,这是日本侵略者有组织有计划的强掠的劳工,带有强烈的掠夺性、惩罚性,这些劳工或是当地的青壮年,或是战俘,在东北作劳工没有人身自由,有着浓厚的殖民色彩,被当时称为,与以前的流动农民的性质完全不同简直与南洋的贩卖猪仔无疑;(注:参见朱玉湘等:《论·一八事变后山东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他们简直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纯粹的奴隶。(注:赵文林等:《中国人口史》,第47551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已经不是抗战前原来意义的移民。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hi138.com 闯关东的原因


  向东北移民的原因,固然有上述中央和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积极招垦,以及东北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引力。但是,更大的驱动力是华北自然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和社会动荡不安,把破产的农民、难民推到东北谋生。
  首先,华北地区地少人多是向东北移民的前提。清代以后,山东、河南和直隶省人口猛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甚至一度成为密度最高的省份。184018981936年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3.6341.2948.88人,而山东省该三年分别为207.1人、246.24人、256.40人,其密度从在全国居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二位;河南省该三年分别为147.80人、157.07人、192.52人,由居全国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河北省该三年分别为97.39人、111.33人、139.35人,由居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八位。(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计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随之而至的是,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逐年减少。据统计,华北冀鲁豫咸丰元年(1851)人均耕地4.46亩,1912年前后下降至3.66亩,1928年以后又下降到2.93亩。(注: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耕地与人口的失调对华北农村压力极大,促使人们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壤肥沃的东北地区。
  其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华北难民离乡背井去东北的直接原因。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殃及鲁、豫、直省,山东省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即达7161个,灾民逾700万人。(注: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难》,《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第2辑。)从该年到1912年清朝覆灭的56年中,山东省仅因黄河决口成灾的竟有52年之多,共决口263次,成灾966县次。(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咸丰四年(1854)直隶省连续5年遭受蝗灾,京津、直隶东北部和南部最甚,飞蝗蔽野,田地到达了春无麦,食五谷茎俱尽的程度。光绪元年(1876)后连续四年的华北特大旱灾,遍及东北五省,受灾难民达2000万人以上,饿殍就达1000万人以上。山东难民农村皆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锦各属,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第25页:畿辅旱灾请速筹荒政折,光绪五年八月。)光绪三年(1979)直隶旱灾,灾区甚广,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注:《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3页。)1920年华北五省出现长时间大面积的严重旱荒,灾区面积约271.27万方里,受灾共340个县,灾民达3000万人左右,死亡50万人。1928年至1930年华北、西北又遭受了旱、水、雹、虫、疫并发的巨灾,遍及甘、晋、绥、冀、鲁、察、热、豫等9省,饿殍遍野,万里赤地。面对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不甘困守待毙的灾民不得不远离家乡,四处逃亡,沿着前辈的脚步走西口和闯关东,一时间成为向东北移民的主流。
  其三,军阀混战等战争频仍,严重地摧残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加深了农村自然经济破产的程度,迫使农民辗转流徙,移民东北。近代中国对外对内战争和兵灾匪祸频繁,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黑旗军,以及义和团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接间接予当地农民以莫大损失。尤其1915年以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连年战争,致使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1930年蒋介石同冯、阎、李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万以上,所耗战费2亿元,战区闾里为墟,居民流散,赤地千里。在兵祸践踏的同时,华北农村还时常受到土匪的骚扰。鲁西、冀南、豫东受害最烈。来自各军阀队伍中的散兵游勇,不仅人数动辄数千成万,还配备各式轻重武器,到处杀人放火,强取豪夺,勒索财物,所过之处,如同水洗,人财皆空。全豫百零八县,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注:《晨报》,1921120日。)在山东,为土匪者,不计其数;其它地区的土匪也是多者近万,少者数千。在河北,该省充当土匪者,有五百万之众大小股之土匪,几可在河北的每一县中见到,甚至连天津、北平附近之村庄也有被土匪占去者。(注:《崩溃过程中之河北农村》,《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19338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02-903页。)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兵匪交加,更使农民生路皆无,不得不远走他乡。
  其四,沉重的赋税兵差逼迫贫困至极的农民另谋生路。政府的日益腐败和军阀混战,使华北农村的赋税逐年加重。有人统计,以1902年全国最好的稻田每亩不过4角为准,河南1928年的田赋增长了6.5倍,山东莱阳1927年增长了近5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2页。)各种附加税之多则更是骇人听闻。田赋税加税是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在清代有耗羡、平余、漕耗公费等;到光绪中叶各省纷纷正式设立田赋附加税,随粮征收,或按亩摊派,来应付日益扩大的地方支出。不过,此时从种类和数量上看,为数尚微。民国以后,华北诸省将原来的杂款、附加及地方的各种陋规全并入正赋征收,实际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久政府又规定地方政府有征收田赋附加税之权,但不能超过正税的30%。于是,各地政府为了支付庞大的财政支出和筹集军阀的军费,从种类和数量上都加重了附加税的征收,加之从省、县,甚至当地驻军及区镇乡公所都层层加码,变本加厉,附加税逐年增多。各省附加税目增至数十种或上百种,有的县附加税率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1926年和1927年的附加税最重,河北和河南全省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2倍有余,山东省1926年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4倍之多。(注:转引自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宗昌统治山东时,还在田赋上附加了军事特别捐、军鞋捐、军械捐、建筑军营捐4种苛杂,合计加收5.3元;(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71页。)从19283月又凭空增加了8种附加税,每正税1两要付14.56元苛捐杂税,大大超过了正税。(注:(日)松崎雄二郎:《山东省の再认识》,第213-233页,1940年版。)据19347月调查,河北省有附加税种48种,河南省有42种,山西省有30种,山东省有11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6页。)常年应征的差徭和额外摊派的兵差,尤其是用军事名义临时派征的以力役、实物、货币为主的兵差,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朝统治者围剿太平军和捻军时,在华北沿村勒派民夫车马,急如星火,兵差繁重,各省的差徭每年多者数百万两少者百万两。民国后兵差沉重,令民众难以承受。军队过境时,广招粮饷车马,稍一迟疑,便鞭挞交加,甚至抓人杀人。1928年后兵差最为严重。山东107个县中有77个县有兵差,河南112个县中有92个县有兵差,河北、山西则县县有兵差。据统计,山东临沂等县1928年兵差额?占地丁正税的274.41%;冀中81929年的兵差额数占正税的534.28%;河南商丘等县竟达正税的2339.83%。(注: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第11页、附录2,表2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20世纪以后移民大增,最直接的原因应是华北地区战祸、赋税和兵差这些人为的因素。正如当时研究者所言,冀鲁豫人民之赴关外者,其动机由于东省情形之利诱而去者少,由于原籍环境之压迫而去者多。(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6月。)
  另外,社会意识和习俗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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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规模的移民,对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社会经济必然有相应的正负效应。
  对于东北移入地来说,正效应主要表现在开发土地、发展农业、创建近代工商业和城市近代化等方面。
  东北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来到东北的移民大多是一贫如洗的贫民和灾民甚至初到时连独立租地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既不能得到当地政府之经济上的帮助,又不能获得地主底相当的宽待,因此初到时大多只能当雇农。(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册,第997页:台湾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据20世纪20年代调查,在辽宁省的移民,有6/10被人雇用垦地,3/10自领官地垦荒,1/10为工人。(注:《满州移民的历史和现在》,《东方杂志》,2512号,19286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47页。)通过他们勤奋耕耘和先进的种植技术,开垦了大片荒地,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也有大幅度的提高。据珀金斯估计,东三省1873年有耕作面积仅仅24百万亩,到1913年达到123百万亩,40年增加了4倍。(注: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3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另据专家统计,1914年东北(包括热河省)共有耕地14019.2万亩,到1932年达到30618.6万亩。(注:许到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东北1912年粮食总产量8002305吨,1930年增为18865000吨,18年间共增加10862695吨,每年净增603483吨。这些移民还带来了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如玉米的种植和推广、大豆的增产和大幅度出口、柞蚕的生产等等,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移民来到东北创建近代工业,经营商业,繁荣了当地的商品经济,也在东北建立了相当的势力。他们创建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榨油、缫丝、烧酒等业。东北盛产大豆,山东移民在营口、大连、奉天、哈尔滨等市创建了大量的油坊,加工出的豆油和豆饼远销国外和江南,也为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利润。在安东,原来将柞蚕丝运到烟台等地缫丝,20世纪以后该地山丝出产丰富,烟台商人多来此开设厂栈,就近缫丝出口。(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第86页;该管理处1919年印。)直隶的王玉珍在黑龙江创办平山煤矿、山东的韩宪宗在吉林的夹皮沟建金矿等等。东北有人参、貂皮、药材等特产和大量的粮食,却缺乏布匹、铁器、日用品等洋广货,且商品经济尚不发达,故吸引了一批移民在此经商。关内经商者主要从事的有粮食、杂货、银钱业等。东北粮食和大豆往海外和关内的运销,最初多为关内的商人;购运销售洋广货的杂货行也多是关内的商人;至于经营银钱和汇兑业的则更是山西和山东人。这些商人的活动,不仅有助于推进东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集市的增加和繁荣,而且其本身的势力也日益增大,在许多地区成为举足轻重的商帮。在奉天,商人有河南、山西、山东和关里帮,其在商场上占有势力者,则为山东帮及关里帮,金融界多系关里帮,实业界多系山东帮;在营口,各帮势力仍以山东帮及直隶帮为最;在大连,各商之势力最占优胜者为关里帮及山东帮,经营代理店事业者大半系关里帮,其它油坊钱庄杂货多属山东帮;在长春,商人以直隶永平府之昌黎、乐亭、抚宁、临榆(统名曰关里人)及山东之东三府占大多数,而山东人多营杂货行,关里人多营银钱业;在哈尔滨,各帮商人之势力以山东帮及直隶之关里帮为最占优胜,关里帮多系银钱业,山东帮多系实业,而根基稳固握有实力者仍为山东帮。(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第3957148210232页。)
  其三,移民是东北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也推动了东北城市近代化进程。最初,移民多到辽宁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周围,有相当部分的移民被招募为工人。如1898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所有土夫,多系由直隶,山东陆续招致,三省不下一二十万人,以吉林一省言之,奚啻五六万人。(注:吉林将军长顺折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5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修筑京奉等铁路时亦然。东北各地矿山的矿工大部分也是从华北招募的。1921年抚顺煤矿采煤苦工中,原籍为山东的占53.4%,原籍是河北、京津和热河的占39%。(注:王清彬:《中国劳动年鉴》,第一次,第365页,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20世纪后移民扩展到吉林和黑龙江省,其中稍有经济实力或经商经验者,也多留在大小城市从事工商业,成为东北各城市中的新生力量。这些移民自身身份转变了,也相对地提高东北地区的城市化。以大连地区为例,1903年城区人口仅4万余人,到1935年增至37.7万余人,增加8倍;同期该地区人口增加了近5倍。19361937年该地区中山东人平均占移入人口的89.1%,河北人占10%;(注:刘世琪:《旅大地理》,第49页,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即移民留居所带来的人口机械增长是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另外,对东北地区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一定的效应。如语言的趋同、习俗的沟通等等。其负效应从经济方面有农村的地价上涨、城市中工资低下等;从社会方面看,有短期雇工多、青壮年多所带来的职业结构和性比例的失调等。因篇幅所限,惟有另文而论。
  对移民移出地来看,正效应主要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地的人口密度,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从而暂时减轻土地与人口的压力,使人口的分布趋向合理。其二,在灾荒和人为的破坏农村生产力时,为难以维持生计的民众提供了一条活路,有助于减轻各级政府赈灾救灾的压力。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遭灾,政府提供交通工具组织难民到东北去做工;慈善机构和同乡会也慕捐设救济处,将难民移送东北。其三,移民尤其是季节怀移民,多是单身闯关东的,通过做工做开垦,有了一定的积蓄,即带回或寄回家乡,增加了老家的收入,补贴农村经济的出超。如山东烟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从东北移民寄来的汇款就达4000万元;在龙口1940年左右有银钱业25家,资本附本共计109万元,其主要的业务就是汇兑,九一八事变前每年的汇兑达500万元,以后减至250万元。(注:参见(日)《芝罘、威海卫、龙口の经济贸易港湾事情》,第3065-67页;作者不详,油印,约1940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
  对移出地的也有负效应。如消减了的农村生产力,导致耕地的大量荒芜。到东北移民的主流是各地农村的精壮年劳动力,而精壮年是农村主要劳动力,农业生产的中坚,精壮年的流失,使华北农村人口渐减,劳力薄弱,耕地因天灾人祸等而弃,又因精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而荒,逐渐成为荒地,故民国以后即使在华北平原荒地数量却在增加,到1934年山东的49个县里有荒地10238万公亩,河南的69个县里有荒地5987万公亩。(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第48页;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称民潮有利于打破地域之间的局限,促进两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和互补,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东北与关内社会经济和文化更加协调和统一,如双方商品的交流,资源的互补,文化习俗的融合等等。
  总之,近代闯关东为特色的移民潮,是当时社会经济环境造成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和所起到的正负效应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深入总结和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助于正确研究和引导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而出现的民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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